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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丽景支行票据回购纠纷、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结案日期:2017年5月27日 案由:票据回购纠纷 当事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丽景支行 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313号 经办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负责人:孟玲虎,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科,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俊宇,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丽景支行。

负责人:谢建晓,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伟,北京市京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仙辉,北京市京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记录

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因与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丽景支行(以下简称丽景支行)票据回购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豫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科、闫俊宇、上诉人丽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伟、许仙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案件基本情况

华融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丽景支行支付华融公司票据回购款61736267元以及截至2014年12月21日的利息21536382元,之后的利息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由丽景支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丽景支行应当赔偿剩余全部票款,并按《商业汇票转贴现(回购)合同》(以下简称《回购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1、一审仅判令丽景支行承担回购款本金50%的赔偿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规定的全面履行原则,丽景支行应当对剩余票款61736267元承担全部赔偿责任。2、丽景支行应当按照《回购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的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3、丽景支行作为转出行,应当对《回购合同》标的物即票据的真实性负责,而丽景支行及其行长黄学良明知票据为虚假而签订《回购合同》,属于严重欺诈行为,在交易对方不选择撤销的情况下,应当承担完全的民事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中国工商银行郑州市华信支行(以下简称华信支行)的过错与票据回购实务不符,仅判令丽景支行承担本金50%的赔偿责任与其过错程度相比显著偏低。1、丽景支行在商业汇票上没有加盖汇票专用章,而是加盖了结算专用章,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信支行的过错问题。2、一审认定华信支行的第二个过错是未向丽景支行的上级行查询,也未将查询书交银行内部或邮电查询,该种认定与转贴现的操作实务不符。3、是否通过人民银行结算,完全由丽景支行做主,一审认定华信支行对于转贴现款项没有通过人民银行清算资金具有过错,而让华信支行承担本金一半和自担全部违约金的民事责任,不公平。三、从追偿法律关系上分析,丽景支行更应当承担全部合同责任。华信支行一开始就是和丽景支行行长谈判汇票回购事宜,并最终签订两份《回购合同》,交易对象不是犯罪分子和相关公司,他们从丽景支行获取资金,又与丽景支行属于同一地区,丽景支行自然有权且便利向他们进行追偿。综上,一审判决虽然认定《回购合同》有效,却没有按照有效合同判令丽景支行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华信支行有过失而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也应当在违约金部分进行分担。

丽景支行答辩称:一、案涉两份《回购合同》为无效合同,其违约金条款当然无效。1、本案票据转贴现行为已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票据诈骗犯罪,该行为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侵害了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利益,具体经办人员均获刑,案涉合同存在加盖虚假印章、虚构贸易背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违法情形。因此《回购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2、黄学良盗用丽景支行名义作案,在本案中无代表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黄学良的行为与单位无关,丽景支行与华信支行的经济损失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丽景支行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华信支行有重大过错,导致票据无效,其无权向丽景支行主张权利,应当自担全部责任。华信支行存在以下重大过错:1、华信支行办理转贴现时,未按规定审查基础交易的真实性,未对转贴现基础资料进行严格审核;2、丽景支行在商业汇票上没有加盖汇票专用章,而是加盖的结算专用章,华信支行不应就加盖结算专用章的票据办理回购业务;3、华信支行未向丽景支行的上级行查询,也未将查询书交银行内部或邮电查询;4、华信支行明知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于“各商业银行跨系统汇划款项和系统内50万元以上大额汇划款仍通过人民银行结算资金和转汇”的强制性规定,仍违规将汇票购入款转入非法开立的账户等。三、华信支行认为“从追偿法律关系上分析,丽景支行更应当承担全部合同责任”,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丽景支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华融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华融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已将本案的案由定性为票据纠纷,因此本案的审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而不是简单的援引《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二、华融公司不享有案涉票据所形成的债权权利,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华融公司未持有案涉票据,无法证明其是票据权利人。根据业已生效的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案涉承兑汇票原件并非在丽景支行被提取,而是在黄学良住处被扣押,已经作为证物留存在刑事案件案卷中,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因案涉票据引发的案件是刑事案件,而非民事案件。三、可撤销合同的前提是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但案涉的两份《回购合同》不是丽景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将两份《回购合同》认定为可撤销的有效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无证据证明5000万元的票据诈骗犯罪行为是黄学良履行丽景支行行长的职务行为,8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黄学良并未参与,也不是丽景支行真实的意思表示。四、一审法院援引《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的规定,认为黄学良的个人行为构成代表行为、表见代理和追认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事实是,丽景支行的营业执照已于2012年12月1日过期,营业执照明确载明业务范围仅为核贷,未被授权办理汇票业务,加盖的结算专用章不能用于办理商业承兑汇票业务等,作为同样具有银行工作经验、金融业务知识和熟知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业务办理规定的华信支行工作人员张颖晖等应当知道黄学良的行为超越权限,但仍然积极配合犯罪分子违规办理业务,华信支行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第三人。五、以丽景支行名义在郑州商业银行××支行(以下××街支行)开立的账户是由犯罪分子非法设立的,非为丽景支行所控制。丽景支行未收到商业承兑汇票购入款,票据诈骗取得的资金通过上述账户进行周转与丽景支行无任何关联,华信支行因违反银行票据业务操作规范导致的损失应由其自身承担。六、根据刑事判决书的认定,黄学良仅参与5000万元承兑汇票诈骗,未参与8000万元承兑汇票诈骗,因此即便二审法院认定丽景支行确因黄学良的犯罪行为而需要承担部分责任,也只能是针对5000万元承兑汇票诈骗所造成的损失按照比例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裁决。

华融公司答辩称:一、丽景支行的上诉不能成立,应当按其未上诉处理。上诉状记载的上诉人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丽景支行”,加盖的公章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丽景支行业务专用章(1)”,该公章仅是丽景支行众多业务章中的一枚,不能代表丽景支行提起上诉。二、欺诈的民事合同,构成刑事诈骗与否,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合同是否有效,与公章真假也没有必然联系。本案合同上的丽景支行公章虽然系假章,但不影响合同的有效成立。华信支行工作人员张颖晖多次去考察黄学良行长的身份,黄学良也亲自在《回购合同》上签字,足以使华信支行信赖签章及合同行为真实。三、华融公司不持有票据原件,不影响票据权利。本案13张商票以及相应的合同等材料全部被公安机关办案提取并归入案件卷宗,票据权利仍属华融公司。丽景支行称5000万元商票已由河南盛唐实业开发公司购入(以下简称盛唐公司)回购,华融公司无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刑事判决认定华信支行损失6000余万元,证明丽景支行没有能够通过盛唐公司代偿。四、丽景支行上诉称华信支行存在六项过错,不能成立,理由同上诉状。

本案原由中国工商银行郑州市经三路支行(原名称为华信支行,2004年4月30日更名为经三路支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审理过程中,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华融公司,华融公司即申请本案变更原告,丽景支行对此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华融公司起诉请求:丽景支行与华信支行于2003年3月31日、2003年4月11日签订两份《回购合同》,约定:华信支行对丽景支行所持尚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实施限时购买,丽景支行于双方约定的时间按票面金额将商业汇票购回,两份合同金额分别为5000万元和8000万元,利率分别为2.5‰和2.2‰;丽景支行逾期回购,应承担逾期日万分之五的利息。合同签订后,华信支行将1.3亿元交付丽景支行指定账户。现约定期限届满,经三路支行除收回部分资金外,尚有本金6830.480935万元及利息未能收回,应由丽景支行赔偿。请求判令:一、丽景支行赔偿华融公司本金6830.480935万元;二、丽景支行向华融公司支付上述本金所产生的利息2382.778484万元(利息暂计至2004年12月22日,以后利息按日万分之五顺延计算)。

丽景支行辩称:一、丽景支行与华信支行不存在转贴现(回购)法律关系,不应承担责任。本案诉争的两份《回购合同》无效。该合同及相应商业承兑汇票均被认定为票据诈骗,具体经办人员均获刑,且合同存在加盖虚假公章等违法情节,丽景支行未收到华信支行购入商业承兑汇票的款项,而是由于华信支行的过错将该款项转入犯罪分子非法设立并控制的账户。二、丽景支行原行长黄学良与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经纬支行(以下简称经纬支行)副行长杨红霞、华信支行工作人员张颖晖及其他四名同案人员存在犯罪事实,由于合同无效,故黄学良不存在表见代理。张颖晖明知丽景支行无汇票业务,正常的开户申请应提供营业执照原件、金融许可证原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证明书原件、公章、财务章、授权委托书等。2003年4月1日,杨红霞带领张颖晖、梁永权找到郑州市商业银行行长李军时,仅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2002年12月1日到期,经营方式仅为核贷并无汇票业务)、金融许可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原件、虚假公章(当时丽景支行无公章)。且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各商业银行跨系统汇划款项和系统内50万元以上大额汇划款仍通过人民银行结算资金和转汇,说明其明知黄学良无代理权,违规将汇票购入款转入非法开立账户,致使赃款由犯罪分子控制。三、华信支行存在重大过错导致其损失,丽景支行无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损失。生效刑事判决已认定黄学良系个人实施的犯罪,与丽景支行无关。本案第一笔5000万元回购业务经经纬支行副行长杨红霞介绍,到中国工商银行××乡分行(以下简称新乡分行)行骗,该行工作人员发现手续不符合银行规定予以拒绝。华信支行工作人员张颖晖、黄埠先、王洪亮明知丽景支行营业执照过期,丽景支行未被授权办理汇票业务、加盖的结算专用章不能办理汇票业务、介绍信违规等事项,但仍然积极配合谢建贻、杨红霞等犯罪分子办理业务。黄埠先严重失职,未审查营业执照是否到期,明知张颖晖提供的建行珠海分行授权书不含商业汇票业务却帮助其审批。四、5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已由盛唐公司购入,华信支行没有损失,应驳回该部分诉请。五、黄学良未参与8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诈骗犯罪,华信支行该笔损失与丽景支行无关。请求驳回华融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

一、2003年3月31日,华信支行与丽景支行签订《回购合同》,约定:该合同所称回购是指华信支行对丽景支行所持尚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实施限时购买,丽景支行于双方约定的时间按票面金额将商业汇票购回的业务;华信支行购入丽景支行持有的商业汇票5张,票面金额5000万元,实付回购金额按票面金额扣除贴现日至汇票购回日前一天的利息计算,利率2.5‰,回购期限144天,应付利息60万元,实付金额4940万元,回购期限届满日为2003年8月22日。华信支行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及负责人李广普印鉴,丽景支行时任行长黄学良在该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了伪造的丽景支行公章、黄学良印鉴。该合同抬头“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分行丽景支行”错误书写为:“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分行丽景分行”。

二、丽景支行填写的该5000万元《贴现凭证(代申请书)》显示汇票承兑人为丽景支行,持票人为丽景支行,金额为5000万元,开户银行为华信支行,贴现凭证加盖伪造的丽景支行公章、黄学良印鉴。

三、5张各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分别为:付款人珠海市天发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顺德市丰泰贸易有限公司,汇票号码AA/0102250078、02250083、02250087;付款人珠海市实力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顺德市祥龙家电有限公司,汇票号码AA/0102250081、02250086;除汇票AA/0102250078出票日期为2003年2月24日,到期日为2003年8月23日外,其他汇票出票日为2003年2月26日,到期日为2003年8月26日。

四、珠海市天发贸易有限公司(购货方)与顺德市丰泰贸易有限公司(销售方)2003年2月1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买卖钢材,用6个月期限的商业承兑汇票结算。3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1374.75万元、784.5万元、947.7万元,共计3106.97万元。珠海市实力集团有限公司(购货方)与顺德市祥龙家电有限公司(销售方)2003年2月6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买卖钢材,用6个月期限的商业承兑汇票结算。2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1298.7万元、1140.75万元、947.7万元,共计2439.45万元。

五、华信支行开出《商业承兑汇票查询(复)书》对上述5份商业承兑汇票查询“有无挂失、止付”,查复栏内记载:“无挂失、止付”,加盖的“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丽景支行业务专用公章”系伪造印章。查询日期记载为出票日当日,查复日期除AA/0102250081汇票未记载日期,其他汇票记载日期均与查询日期相同。华信支行未按照规定向丽景支行的上级行查询,也未按规定将《商业承兑汇票查询(复)书》交银行内部或邮电局传递。

六、华信支行于2003年4月1日开出收款人为丽景支行、金额为4940万元的转账支票,将上述款项转至丽景支行在政一街支行开设的账户。

七、丽景支行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金融业务(具体按B20435850010号许可证执行),经营方式为信贷。

八、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分行监察室证明,未授权丽景支行办理商业汇票贴现回购业务,也未为丽景支行篆刻对外公章。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证明,该分行辖属的丽景支行是2001年4月经人民银行批准由丽景办事处升格为支行的,但至今没有刻制丽景支行的行政公章。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办公室证明,该分行行政介绍信均由市分行统一印制和出具,所有下属支行、办事处均无权印制和出具行政介绍信。

九、珠海市人行营业部证明,建行珠海分行丽景支行没有在珠海市人民银行开立账户。中国人民银行证明,自1997年12月1日起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签发50万元大额银行汇票通过人民银行清算资金的规定,各商业银行跨系统汇划款项和系统内50万元(含)以上大额汇划款项仍通过人民银行清算资金和转汇。

十、2003年4月11日,华信支行与丽景支行签订《回购合同》,约定:华信支行购入丽景支行持有的商业汇票8张,合计金额8000万元,利率2.2‰,实付金额7893.813336万元,回购期限181天,届满日为2003年10月9日;丽景支行指定的银行账户为丽景支行,开户银行为政一街支行,账号为91×××03。该合同加盖了华信支行公章和负责人李广普印鉴,丽景支行时任行长黄学良在该合同上签名,并加盖了伪造的丽景支行公章、黄学良印章。同日,华信支行向丽景支行转款7893.813336万元,该款转入丽景支行在政一街支行开立的91×××03账户上。

十一、8张各10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出票日期为2003年4月9日,到期日为2003年10月9日,其中汇票号码为AB/0101290427、01290428、01290429、01290430的4张汇票记载付款人为珠海市联合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顺德市利达贸易有限公司,汇票号码为AB/0101290431、01290432、01290433、01290434的4张汇票付款人为珠海市联发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顺德市海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十二、顺德市利达贸易有限公司(供方)与珠海市联合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需方)2003年2月15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钢材金额5200万元,结算方式为汇票或银承;3张购货单位为珠海市联合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1352万元、1271.4万元、1378万元,共计4001.4万元。顺德市海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供方)与珠海市联发贸易有限公司(需方)2003年1月1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钢材4000万元,结算方式为银承;3张购货单位为珠海市联发贸易有限公司的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1650万元、675万元、1675万元,共计4000万元。

十三、黄学良于2003年10月1日供述:“我认为虽然操作上违规,但也没有风险,便同意帮助他们在商业承兑汇票上盖丽景支行的结算章”,“我就将带来的结算专用章在谢提供的商业承兑汇票上盖了5张”,“张颖晖还到了我办公室,看看我是否就是丽景支行的行长,好放心开这5000万元的自带支票给梁总和谢建贻”,“华信支行有个男同志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我说这5000万元没有关系……对方问我是不是还有8000万元这一笔,我说有”,“为这件事我去过郑州5次”,“在郑州市商业银行××街支行开立的丽景支行“91×××03”账户是谢建贻或梁永权开的。我提供了丽景支行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码证原件和人民银行批准的金融机构许可证及我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按规定不能异地开户,只能到本地的人民银行开户”。

十四、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省监管局2004年4月30日《关于对中国工商银行郑州市华信支行更名的批复》豫银监复[2004]72号载明,同意华信支行更名为工行经三路支行。

十五、商业承兑汇票,号码AA/0103015801-15《贴现凭证(代申请书)》,申请日期:2003年9月27日,出票日期:2003年9月17日,到票日期:2004年3月17日,持票人光大广州分行,开户银行华信支行,账号83×××61,汇票承兑人盛唐公司,汇票金额1.5亿元,贴现率2.76‰,贴现利息241.5万元,实付贴现金额14758.5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号码AA/0103015816-25《贴现凭证(代申请书)》,申请日期:2003年9月27日,出票日期:2003年9月17日,到票日期:2004年3月17日,持票人光大广州分行,开户银行华信支行,账号83×××61,汇票承兑人盛唐公司,汇票金额1亿元,贴现率3‰,贴现利息175万元,实付贴现金额9825万元。

十六、中国工商银行2003年9月27日电汇凭证,华信支行向光大广州分行汇转贴现款24583.5万元。

十七、丽景支行于2003年9月28日向华信支行电划回购票款5000万元。

十八、2003年9月30日,盛唐公司在华信支行17×××73账户向为“买入系统外转贴现他行信用票据”在华信支行开立的17×××94账号转款1.43亿元,转账原因:“9、27日业务”。同日,盛唐公司8350020105838账户向盛唐公司17×××73账户转款1.43亿元。2003年10月8日,盛唐公司17×××73账户向盛唐公司17×××94账户转款5876.669042万元,转账原因:收回。同年10月10日,工行《错账冲正传票》,对方科目161001094,贷方科目161200291,错账内容:应记161001094,错记161200291,该笔款应是9月27日光大广州分行所做的转贴现款,改正方法:冲正,原错账日期2003年9月28日,金额5000万元。

十九、华信支行资产管理部经理王志铁于2003年10月11日出具《说明》:2003年9月28日划回华信支行的丽景支行5000万元并不是回购票据款,应是盛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款。2003年9月30日划回华信支行1.43亿元是盛唐公司归还的转贴现款。2003年10月8日划回华信支行5876.669042万元是盛唐公司归还的5700万元的转贴现款。以上3笔共计2.5亿元,系9月27日光大广州分行办理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款业务。

另查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郑刑一初字第92号、(2009)郑刑一初字第55号刑事判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18日作出的(2011)豫法刑一终字第28号刑事裁定(以下统称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认定如下事实:2002年11月上旬,珠海实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力公司)董事长谢建贻因珠海市梅花村旧城改造工程资金紧缺,找到丽景支行时任行长黄学良,协商由丽景支行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回购的方式融资。经梁永权介绍认识了经纬支行副行长杨红霞,黄学良提出丽景支行没有得到珠海市分行授权经营商业汇票回购业务,故办理该笔业务时贴现行不能向其上级行查询,也不能经人民银行账户转汇,杨红霞表示同意,前提是保证资金安全,并约定提成利益的比例。 2003年2月杨红霞邀谢建贻、黄学良到郑州市再次商量,杨红霞列出办理商业汇票回购业务的程序及所需资料清单。黄学良提供了“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的印章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手绘了丽景支行的公章样式,又提供了丽景支行的业务专用章和转讫章的复印件及丽景支行工作人员王杰、陈伟华的名字和其本人的工作证样本,谢建贻、陈明全伪造了上述印章和证件。陈明全、陈启洪将谢建贻提供的空白商业承兑汇票填制完毕后,由谢建贻、陈明全、陈启洪等人于2003年2月携带该50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到郑州市找到梁永权、杨红霞,杨红霞提出汇票上所加盖的汇票专用章明显虚假,且填写错误,难以通过银行审核。次日,杨红霞等人一起到新郑机场取回从广州空运来的另一枚汇票专用章,杨红霞试盖后认为印章伪造得过于粗糙,无法使用。无奈,谢建贻派人再送十张空白商业承兑汇票到郑州,在杨红霞指导下,由陈启洪、陈明全填写了付款人分别为珠海天发贸易有限公司、珠海市实力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分别为顺德市丰泰贸易有限公司、顺德市祥龙家电有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五份各1000万元共计5000万元,陈明全与梁永权填写其他相关材料。杨红霞与黄学良联系要求加盖真实印章,谢建贻持票返回珠海市,黄学良在汇票背书栏上私自印盖自己保管的丽景支行结算专用章。谢建贻携带盖印好的汇票返郑后,杨红霞看到汇票上加盖的是结算专用章而非汇票专用章,提出不要在经纬支行办理贴现,遂将此笔业务介绍给新乡分行。陈明全、陈启洪冒充丽景支行的工作人员,与梁永权一起携带该汇票到新乡分行,因该行向珠海市分行传真伪造的汇票,查询真伪,诈骗未得逞。梁永权、陈明全、陈启洪将交由新乡分行审验的全部材料要回返回郑州。

之后,杨红霞谎称华信支行客户经理张颖晖系其表妹,提出将该笔业务交由华信支行办理,并介绍梁永权等人与张颖晖认识。2003年3月31日,陈启洪等人携带伪造的汇票、印章等资料和伪造的王杰、陈伟华的工作证、身份证到华信支行找到张颖晖,张颖晖未按规定的程序审查、查询,便将商业承兑汇票及相关资料交由该行各部门审批,于当日与丽景支行签定《回购合同》并办理全部手续。为逃避中国人民银行对跨系统汇划款项的监管,2003年4月1日,杨红霞通过政一街支行行长李军,让张颖晖、梁永权持黄学良提供的丽景支行及梁永权提供的伪造的中科信公司的相关开户材料,在政一街支行开立了丽景支行账户和中科信公司账户。当天,扣除贴现利息后,华信支行将转贴现款4940万元转至丽景支行在政一街支行开立的账户上,后又从丽景支行账户上转出4460万元至招商银行郑州分行梁永权提供的广州京德顺投资有限公司的账户,梁永权、杨红霞、张颖晖到珠海将该笔款项的汇票交给谢建贻,解付到珠海市联浩物业公司的账户上。另一笔480万元作为好处费转至中科信账户。 2003年4月上旬,张颖晖向杨红霞提议为其姐夫田吉龙的公司融资。杨红霞让梁永权与谢建贻联系再做一笔8000万元的商业汇票回购。谢建贻指使李志伟私刻了四套假公司的印章。2003年4月10日,谢建贻、陈东海(另案处理)携带空白商业承兑汇票等资料及假印章来到郑州市,梁永权填写了付款人分别是珠海市联合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珠海市联发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分别为顺德市利达贸易有限公司、顺德市海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八张共计8000万元。张颖晖明知填写汇票的梁永权非丽景支行工作人员,未认真审查汇票的形式要件,便将商业承兑汇票及相关资料交由该行各部门审批,于当日与丽景支行签定《回购合同》并办理全部手续。后按与前笔相同手段,将扣除贴现利息后的7893.813336万元转到了丽景支行在政一街支行开立的账户上。其中3954.146669万元转到了张颖晖姐夫田吉龙任法人代表的北京泰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589万元转到招商银行郑州分行广州京德顺投资有限公司账户后转至珠海联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350.666667万元作为好处费转至中科信账户。

上述资金中,谢建贻得款8049万元,大部分用于出借、还款及与梁永权、陈明全、黄学良等人分赃,追缴、冻结赃款人民币2148.1889万元;北京泰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款3954.146669万元全部归还;830.666667万元的好处费中,陈启洪得款50万元,余款由梁永权、杨红霞支配。案发后追缴、查封、冻结、扣押赃款、赃物价值约合人民币6826.3733万元。

该一审刑事判决书第40页载明:“经本院查证,虽然该5000万元承兑汇票案发后丽景支行提取,但非丽景支行回购该承兑汇票,不能据此认为华信支行已得到清偿”。

上述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谢建贻犯票据诈骗罪,诈骗金额1.3亿元,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与前判有期徒刑十年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梁永权犯票据诈骗罪,诈骗金额1.3亿元,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被告人黄学良犯票据诈骗罪,诈骗金额5000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陈启洪犯票据诈骗罪,诈骗金额5000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陈明全犯票据诈骗罪,诈骗金额5000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杨红霞犯票据诈骗罪,诈骗金额1.3亿元,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被告人张颖晖犯国有企业人员失职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追缴、查封、冻结、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发还被害单位。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所涉5000万元和8000万元《回购合同》及其票据是否成立、有效的问题。本案系票据回购纠纷,所涉商业承兑汇票是丽景支行时任行长黄学良与实力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建贻、经纬支行时任副行长杨红霞等人串通,为吸收资金和个人谋取好处费,在丽景支行经营范围之外,在其上级行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开具的,该承兑汇票的付款人实力公司等与丽景支行没有真实的承兑业务,与收款人顺德市祥龙家电有限公司等也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的情况下,加盖伪造的丽景支行等公章、黄学良等私人印章而形成。丽景支行时任行长黄学良提供“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的印章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手绘丽景支行的公章样式,提供了丽景支行工作人员王杰、陈伟华的名字和其本人的工作证样本,又提供了丽景支行的业务专用章和转讫章的复印件,用于丽景支行与华信支行办理票据回购业务。在办理上述业务中,黄学良在商业承兑汇票上加盖真实的结算专用章,提供真实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手续,用于开立丽景支行银行账户。骗取华信支行工作人员张颖晖的信任,与华信支行签订了《回购合同》。黄学良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丽景支行承担,可以认定丽景支行在签订本案两份《回购合同》过程中实施了欺诈行为,该欺诈行为损害的是相对方华信支行的利益;且华信支行的工作人员并未参与到票据诈骗犯罪,至于华信支行工作人员张颖晖被判国有企业人员失职罪,这正是华信支行被骗的结果。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权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之规定,案涉票据回购合同是可撤销合同,华信支行作为受损害一方可以提起撤销之诉,但其未在知道受损害之日起一年内提起,而是提起本案诉讼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不提起撤销之诉。丽景支行提出案涉合同无效,由于本案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情形,所以丽景支行辩称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案涉《回购合同》已经成立,该合同及其相应票据应当认定有效。

二、关于华信支行损失数额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5000万元和8000万元《回购合同》转贴现款都已汇入丽景支行账户,该账户是通过黄学良提供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手续开立的,汇入丽景支行账户即视为丽景支行收到,故华信支行依照合同应当得到的价款是1.3亿元。刑事判决书认定追回赃款赃物价值约6826.3733万元,已全部退回华信支行。华信支行称变现赃物过程中,发生贬值和处置费用,实际收到赃款6169.519065万元,但未提交相应证据,故华信支行损失应为6173.6267万元(1.3亿元-6826.3733万元)。关于5000万元承兑汇票已由盛唐公司回购,华信支行有无该5000万元损失的问题。2003年10月1日黄学良供述:“王志铁就回河南找到盛唐实业开发公司的法人代表李洁帮忙,由盛唐公司出资5000万元代替丽景支行回购了票据,我写了一份承诺书给李洁,意思是说谢建贻的账户解冻之后,就付款给盛唐公司。如果谢建贻不付,我承诺由丽景支行支付5000万元给李洁的盛唐公司”。该笔款项已经由盛唐公司垫付,但谢建贻及丽景支行并没有将5000万元支付给盛唐公司,结果仍然是丽景支行承担5000万元的责任。华信支行已将5000万元错账冲正为盛唐公司商票回购款。刑事判决认定华信支行损失6000余万元,也证明丽景支行没有能够通过盛唐公司代偿。

三、关于丽景支行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问题。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票据法》第二十一条关于“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关于“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本案合同及其票据依法成立,丽景支行应当对华信支行的损失6173.6267万元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第二笔8000万元回购合同,代表丽景支行的具体经办人员和办理程序与第一笔5000万元回购相同,对华信支行构成表见代理。该8000万元同样进入丽景支行账户,应当认定丽景支行收到该8000万元。在丽景支行没有按时回购本案承兑款项,华信支行派人去丽景支行追索时,黄学良在回购合同上补充签名,构成对该笔回购业务的追认,丽景支行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刑事判决未认定黄学良参与该起票据诈骗犯罪,不影响丽景支行民事责任的承担。但鉴于华信支行在本案承兑汇票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存在下列违规行为,已经构成过错,应当对其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一,依照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9月19日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二十三条:“银行汇票的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应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使用的该银行汇票专用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经办人的签名或者盖章。银行承兑商业汇票、办理商业汇票转贴现、再贴现时的签章,应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使用的该银行汇票专用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经办人的签名或者盖章。银行本票的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应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使用的该银行本票专用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经办人的签名或者盖章”的规定,丽景支行向华信支行贴现的商业汇票,应当加盖丽景支行的汇票专用章,而本案5张1000万元共计5000万元承兑汇票,是黄学良加盖的其保管的丽景支行结算专用章,8张1000万元共计8000万元承兑汇票却没有加盖丽景支行的任何印章,均不符合上述加盖汇票专用章的规定;其二,未按照规定向丽景支行的上级行查询,也未按规定将《商业承兑汇票查询(复)书》交银行内部或邮电局传递,而是在办理票据回购业务当天交由冒充丽景支行工作人员王杰、陈伟华的票据诈骗分子直接加盖伪造的丽景支行公章;其三,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自1997年12月1日起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签发50万元大额银行汇票通过人民银行清算资金的规定,各商业银行跨系统汇划款项和系统内50万元(含)以上大额汇划款项仍通过人民银行清算资金和转汇,华信支行将贴现款转入丽景支行在中国人民银行之外的商业银行设立的账户内,没有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上述规定办理。作为华信支行的经办人张颖晖到了黄学良的办公室确认其为丽景支行的行长,就不再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汇票回购业务,华信支行存在过错。因此,华信支行对其财产损失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该院酌定丽景支行赔偿华融公司损失为承兑汇票本金损失6173.6267万元的一半,即3086.8134万元。

综上,两份《回购合同》系在丽景支行欺诈的情况下签订,但华信支行没有行使撤销权,属于有效合同,丽景支行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5000万元承兑汇票款项没有被盛唐公司代偿,8000万元《回购合同》得到丽景支行的追认,故丽景支行应当依法对剩余款项6173.6267万元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鉴于华信支行存在过错,丽景支行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丽景支行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华融公司3086.8134万元。案件受理费470673元,丽景支行负担235336.5元,华融公司负担235336.5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

王志铁(时任华信支行资产管理部经理)在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于2003年10月5日所作询问笔录中称:2003年8月11日左右,我行副行长李进中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看珠海丽景支行和我行发生的业务档案,然后我发现丽景支行贴现凭证复印件应加盖其行业务公章,但却未盖,存在问题。此前丽景支行行长黄学良曾经说过第一笔5000万元的商业汇票不能在规定的日期8月22日按期回购。然后我和李进中同去找行长李广普商定去珠海催收。第二天,我和李进中就去了珠海,了解到黄学良根本没有将我行转给他的转贴现资金进入丽景支行的大账,也就是说根本上丽景支行就没有做5000万元这笔贴现业务。后经查发现,我行将5000万元资金转到丽景支行在郑州商业银行设立的账户上,这时我们猜测黄学良有可能将贴现款挪作他用。

李进中(时任华信支行副行长)在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9月30日所作调查笔录中称:第二笔票面金额人民币8000万元到今年(2003年)10月9日是回购到期日,因为第一笔的回购业务丽景支行已是逾期回购,这次8000万元的商业汇票转贴现回购,我行考虑到风险问题,我和工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黄世忠、办公室副主任王爱军便于9月30日提前到丽景支行预约资金,核实手续。9月30日下午到达丽景支行,找到该行的行长黄学良,说明我们的来意,问黄学良其丽景支行是否能按合同按期回购该汇票,如不能按期回购,希望黄学良在双方签订的8000万元的商业汇票转贴现回购合同上签字,并做出书面承诺。当时他答应了,并也在合同上签了字。

还查明:一审判决对华融公司提出的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未予处理,经询问双方当事人,华融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利息部分未予支持,而不是漏判,请求二审法院直接处理,丽景支行亦同意。

裁判分析过程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丽景支行应否承担黄学良以丽景支行名义与华信支行签订履行《回购合同》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回购合同》的效力以及华信支行的损失如何认定和处理。

一、丽景支行应否承担黄学良以丽景支行名义与华信支行签订履行《回购合同》而产生的民事责任

《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回购合同》签订之时,黄学良系丽景支行行长,也系丽景支行营业执照记载的企业负责人,其在任职期间以丽景支行名义签订《回购合同》、出具《贴现凭证(代申请书)》、开立账户等行为,足以使华信支行相信系其代表丽景支行行使的职务行为,因此黄学良以丽景支行名义与华信支行签订履行《回购合同》的行为构成《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代表行为。虽然华信支行在票据转贴现过程中存在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等过错行为,但不能据此否认华信支行对于黄学良系以丽景支行行长身份代表丽景支行履行职务的判断。丽景支行上诉提出因黄学良未参与8000万元的票据诈骗行为,因此不应对8000万元《回购合同》的损失承担责任,但两份《回购合同》密不可分,华信支行均系基于黄学良系丽景支行行长职务的信赖而签订及履行,而黄学良也在该8000万元《回购合同》上签字,因此丽景支行该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华信支行的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本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关于“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丽景支行应当对黄学良从事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判决认定黄学良在办理转贴现业务中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认定黄学良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系对《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与第五十条规定的表见代表两种制度的混淆,本院予以纠正。另外,依据本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关于“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已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追究黄学良的刑事责任并不能免除其单位即丽景支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因此,丽景支行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黄学良之行为属于代表行为错误、因黄学良构成犯罪故而丽景支行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华信支行对此问题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二、《回购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 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本案所涉商业承兑汇票是丽景支行时任行长黄学良与实力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建贻、经纬支行时任副行长杨红霞等人串通,为吸收资金和个人谋取好处费,在丽景支行经营范围之外,在其上级行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开具的,该承兑汇票的付款人实力公司等与丽景支行没有真实的承兑业务,与收款人顺德市祥龙家电有限公司等也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在业务办理过程中,黄学良提供了“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的印章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手绘丽景支行的公章样式,提供了丽景支行工作人员王杰、陈伟华的名字和其本人的工作证样本,又提供了丽景支行的业务专用章和转讫章的复印件。刑事判决认定黄学良与谢建贻、杨红霞等人构成票据诈骗罪。上述事实证实,黄学良代表丽景支行签订《回购合同》的目的显然是为谢建贻等人骗取银行资金。而对于华信支行一方,虽然刑事判决认定其工作人员张颖晖犯国有企业人员失职罪,不存在与黄学良等人共同诈骗的主观故意,但是其有利用银行之间的汇票转贴现业务为他人套取银行资金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从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看,5000万元的《回购合同》签订之后,张颖晖与杨红霞等人到广东省珠海市将转贴现款4460万元的汇票交给谢建贻;之后,张颖晖又向杨红霞提议为其姐夫田吉龙的公司融资,故而又签订8000万元的《回购合同》,并将其中的贴现款3954.146669万元转到了田吉龙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泰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进中、王志铁的陈述则证实,华信支行在发现该行的转贴现资金并未进入丽景支行大账后,没有选择报案,而是找到黄学良要求其在《回购合同》上签字并出具承诺书,要求丽景支行尽快还款。上述事实表明,华信支行签订《回购合同》的目的也并非银行之间合法的票据转贴现,并非为了解决丽景支行头寸不足问题。因此,华信支行与丽景支行均有通过汇票转贴现业务为他人违法套取银行资金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之规定,本案所涉《回购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一审判决认定《回购合同》为有效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丽景支行该项上诉理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华融公司的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回购合同》无效后的损失如何处理

《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据此,《回购合同》无效造成的华信支行的损失,依法应当根据双方的过错合理分担。

关于华信支行的损失,刑事判决认定,该案诈骗金额为1.3亿元,案发后追缴、查封、冻结、扣押赃款、赃物约合6826.3733万元,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华信支行的损失为6173.6267万元,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至于丽景支行于2003年9月28日向华信支行划转的5000万元是否属于支付华信支行回购款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该笔款项在刑事案件案发之前由华信支行王志铁与丽景支行黄学良及盛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洁商议,由盛唐公司暂时出资代替丽景支行回购票据,再由谢建贻或者丽景支行支付5000万元给盛唐公司,但由于黄学良等人的刑事案件案发,谢建贻或者丽景支行均未能归还该5000万元。因盛唐公司与华信支行也存在票据转贴现关系,故华信支行将该5000万元冲正为盛唐公司的票据款。此种情况下,尤其是在刑事判决已经认定华信支行损失6000余万元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该笔5000万元不属于丽景支行支付的回购款,并无不当。丽景支行上诉所提该5000万元已经支付给华信支行、不应再计为华信支行损失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华信支行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于华融公司主张的利息部分的上诉请求,鉴于双方当事人均同意由本院直接处理,因此不再就此问题发回重审,但需指出,一审判决对于该部分诉请未予处理确有不当,应予纠正。华融公司在本案中主张丽景支行应当按照《回购合同》的约定支付回购款利息,但因《回购合同》无效,关于利息的约定亦无效,因此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双方的过错,一审已经查明,双方在签订和履行《回购合同》的过程中均有过错,共同导致了华信支行损失的发生。丽景支行的过错主要在于用人不善、印章管理不规范,而黄学良的代表行为为信用程度本来较低的商业承兑汇票增加了银行信用,为票据转贴现提供了更高的信用基础;华信支行的过错主要在于未尽到办理票据转贴现业务应有的合理的审查义务,具体表现正如一审判决所认定,而刑事判决认定的因新乡分行通过向珠海市分行传真伪造的汇票查询真伪使得谢建贻等人诈骗未果的事实也能印证,华信支行之所以被骗与其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具有直接关系。因此,华融公司上诉所提其不存在过错的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丽景支行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关于损失分担的比例,一审判决酌定为双方当事人平分,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维持。华融公司、丽景支行对此问题的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

另外,华信支行答辩还对丽景支行的上诉提出质疑,认为丽景支行上诉状加盖的印章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丽景支行业务专用章(1)”,该印章仅是丽景支行众多业务章中的一枚,不能代表丽景支行提起上诉。但是丽景支行的印章问题已在一审时予以查清,丽景支行至今没有刻制行政公章,因此本院认可丽景支行在法律文书上加盖前述印章的效力。华信支行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还需指出的是,一审判决在判项之后本应明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如果丽景支行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但一审判决遗漏,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一审判决虽然在适用法律等问题上有所不当,但认定事实清楚,判处结果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2282元,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负担196141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丽景支行负担19614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文尾

审 判长  梅 芳

审 判员  杨立初

审 判员  方金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范怡倩

书 记员  张静涵

法条

《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十条第五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十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