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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武龙与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托管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结案日期:2014年10月8日 案由:证券托管纠纷 当事人: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郑武龙 案号:(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966号 经办法院: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武龙。

委托代理人:常宝生,广东礼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建军,广东安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工业区天祥大厦10楼D座。组织机构代码:892256254。

负责人:段红斌,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600号1幢32楼。组织机构代码:742693694。

法定代表人:宫龙云,总经理。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彭怀江,北京市康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郝宏伟,北京市康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记录

上诉人郑武龙因与被上诉人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爱建证券深南营业部)、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证券公司)证券托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6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案件基本情况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郑武龙提供的一张股东代码卡记载了如下内容:证券账户:97***45,姓名:郑武雄,开户日期:1996年7月23日,办理机构:**证券登记公司,身份证号:××。并加盖了“广东**证券登记公司普宁代办点”的印章。 1998年10月13日,****信托投资责任有限公司深圳证券部(乙方)与名为“郑武雄”的证券投资者(甲方)签订了《指定交易协议书》,约定甲方选择乙方为证券指定交易的代理商。在“甲方签名盖章”一栏为“李某兰”的签名。同日,在宁波金港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证券部处开立了户名为“郑武雄”的保证金账户,存入资金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10元。1999年3月15日,户名为“郑武雄”的保证金账户存入50万元。

据郑武龙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2年12月11日出具的,显示股东代码为97***45、姓名为郑武雄、起止日期为1996年7月23日至2012年12月11日的《股东股份变更报表》记载,在1996年7月23日至1999年3月23日期间,该账户进行了数百笔证券交易,绝大部分为证券买卖,少数为转托管和分红,其后未有交易记录。

据郑武龙提供的爱建证券公司于2012年11月29日出具的,显示客户号为060100003434、姓名为郑武雄、日期为1998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的《单户对帐单》记载,在1998年1月13日至1999年3月25日期间,该客户进行了一百多笔证券交易,交易类型包括股金划出(买入股票)、股金划入(卖出股票)、现金存入、现金取出、银行取款,在1999年3月25日取出现金0.29元和利息63.22元后,账户资金余额为0,其后未有交易记录。 2003年9月2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粤高法刑二终字第30号刑事判决,认定:李锦鸾(又名李加凤、李锦恋、李嘉凤)于1999年认识巫某升,李锦鸾称自己股票做得好,要巫某升与她合作,并承诺出现亏损由她赔偿。巫某升遂于1999年8月29日将其及其亲戚的股票交由李锦鸾办理转托管、指定交易、开户等手续,并将相关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和委托书交给李锦鸾。李锦鸾于1999年8月和2000年4月从巫某升的账户分别私自提走51万元和76万元,后经巫某升催讨后返还。2000年2、3月间,李锦鸾为非法占有委托人的资金,指使其雇员汪某燕填写了“委托书”和“提取现金授权委托书”,李锦鸾及汪某燕在“代理人”一栏签了名,“委托人”一栏则由其指使另一名雇员林玉升冒签了巫某升、刘锦英之名,并将所有文件交给证券公司以提取资金。该证券公司不知“委托人”签名是假,遂让李锦鸾分别从刘锦英、巫某升的股票账户上多次提取现金共计1961839.39元。该款部分被李锦鸾转入其他股票账户填补亏损,余款则挥霍一空。李锦鸾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012年12月10日,深圳证监局对案外人陈*逢作出《信访事项答复函》,称:来访所反映的受郑武雄委托要求爱建证券公司提供委托人的有关凭证等事项,答复如下:一、经核查,爱建证券公司在核实客户身份后,按照要求提供了资金流水记录;二、该局已督促爱建证券公司妥善处理客户有关资金存取原始凭证查阅事宜,做好客户服务工作。

郑武龙提供的广东省普宁市公安局南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称,该所辖区原村民郑武龙与郑武雄属同一人。

在一审庭审调查中,郑武龙代理人在回答为什么自1999年至2012年一直未关注涉案股票账户时称:郑武龙是“生意人”常年不在深圳,已经委托他人代为开户了,且其中的款项对于“生意人”来讲也不是非常大,再加上郑武龙的人生和事业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导致长期未关注其中的变化。

郑武龙请求原审法院判令:1、爱建证券公司深南营业部、爱建证券公司赔偿股票资金账户损失14×××68.06元并支付利息1642788.4元(利息计算从1998年10月23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实际计算至赔偿之日);2、爱建证券公司深南营业部、爱建证券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郑武龙明确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如果郑武龙是涉案股票和资金账户的真正权利人,且如果该股票和资金在1998年和1999年被卖出和提取不是郑武龙所为或不是郑武龙委托他人所为,则按照通常的情形,在该股票和资金被卖出和提取后的一段合理的时间内,郑武龙即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郑武龙在十几年后才向爱建证券公司深南营业部主张权利,且未能对期间未主张权利的理由作出合理的解释,应认定郑武龙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爱建证券公司深南营业部辩称郑武龙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对郑武龙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郑武龙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169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15848元,由郑武龙负担。

上诉人郑武龙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首先,郑武龙对其所持有的股票享有合法物权,对于股票被盗卖后的现金同样享有合法物权,其在爱建证券公司深南营业部处托管的财产权益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其次,即使郑武龙所主张的本金及利息请求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郑武龙的主张也并未超过时效。郑武龙知晓账户被盗卖的时间应当从取得对账单时计算。即便郑武龙权利的主张受到了两年的法律时效限制,那么依据法律规定“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郑武龙多年不在深圳,也并未管理涉案的股票资金账户,直至2012年12月11日查询名下股票,发现名下三只股票分别于1998年11月5日、2日、3日及10月23日被卖出,价金随后被取走。账户保证金100万元也在存款之后不久即被提走。因此,从2012年12月起至本案起诉之日(2013年7月10日),也并未超过法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再次,超过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应由爱建证券公司深南营业部承担。依据“谁主张权利,谁举证”的原则,爱建证券公司深南营业部抗辩称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其并未提交任何可以证明郑武龙自知悉股票账户被盗卖的时间起至郑武龙主张权利时已经超过二年的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后,推定涉案账户股票及资金不属于郑武龙所有错误。郑武龙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爱建证券公司深南营业部、爱建证券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郑武龙不是“郑武雄”账户一资产的真正权利人,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

爱建证券深南营业部原名宁波金港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深南证券营业部,2002年10月11日变更为现名。爱建证券公司是爱建证券深南营业部的上级法人机构。 1998年10月5日的宁波市金港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证券营业部“郑武雄”账户《开户申请书》等开户材料列明,账户名为“郑武雄”,股东代码列明“深圳97***45”、“上海A21×××78”,“客户”一栏签名为“李嘉凤”。宁波市金港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证券营业部同日出具的《资金账户凭条》记载账户编号为“3434”,上海系统证券账户凭条记载股票账号为“A21×××78”,深圳系统证券账户凭条记载股票账号为“97***45”。上述凭条签名均为“李嘉凤”。

宁波市金港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深南证券营业部提供的证据显示,“郑武雄”账户在开户后,资金存在以下多笔存取记录,还存在案外人名下股票下挂交易的现象,列表如下:

日期账户存/取款金额存/取人1998.10.13“郑武雄”10李某兰1998.10.23“余某良”-50000李某兰1998.10.26“郑武雄”-46000李某兰1998.11.03“郑武雄”-54000李某兰1998.11.10“郑武雄”-40000李某兰1999.01.12“郑武雄”-85000李某兰1999.01.29“郑武雄”-17000李某兰1999.01.12“郑武雄”“余某良”-90000“余昭某”1999.03.15“郑武雄”500000汪某燕1999.03.15“郑武雄”-500000汪某燕1999.03.15“郑武雄”500000毛某花1999.03.15“郑武雄”-500000许某1999.03.17“郑武雄”-30000汪某燕1999.03.24“郑武雄”-57268.06汪某燕1999.03.24“郑武雄”-63.51汪某燕1999.03.26“郑武雄”“余某良”0汪某燕 宁波市金港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深南证券营业部开立户名为“郑武雄”账户时,留存有两份郑武雄身份证及郑武雄在南方证券公司开立的股东代码卡复印件,一份有手写“取款凭证身份证密码”字样,有“李嘉凤”签名,时间为“98.10.6”,另一份有手写“凭本人及李加凤小姐身份证取款”字样,有“李嘉凤”签名,时间为“99.7.15”。同时,“郑武雄”账户还下挂有户名为“余某良”的股票帐户,在“郑武雄”账户下进行交易,该“余某良”股票账户开户时间为1996年5月30日,所留身份证姓名信息为手写,写作“余昭某”,身份证号为××。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书面通知郑武龙本人亲自来院协助调查,对相关事实进行解释和说明,并给予以充分的准备时间,但郑武龙未按要求来院参加调查,对于本院调查核实的问题,仅通过其代理人陈述或书面回复。主要内容如下:1、郑武龙是“生意人”,但没有说明其具体职业,其本人是从第一次开户时(即1996年7月23日)开始炒股的,存入“郑武雄”帐户的保证金和股票为其自有。郑武龙资金力量雄厚,故长期未关注“郑武雄”帐户;2、郑武龙与李某兰是老乡,李某兰本身就是宁波市金港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深南证券营业部的客户,遂基于对李某兰的信任,委托李某兰开户,但未委托任何人对其帐户进行交易、取款和销户;3、在“郑武雄”帐户存取款的案外人汪某燕、毛国发是宁波市金港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深南证券营业部外聘的业务员,在客户没有时间时帮客户办理手续;4、李某兰等帮助郑武龙办理了开户手续后,向郑武龙交还了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原件,关于账户密码,郑武龙称其不懂、且认为可以信任证券公司,所以就没有修改;5、郑武龙认为其与证券公司之间是信托关系,证券公司本身是经过证监会批准,也是严格管理的,所以郑武龙不可能不相信证券公司,且郑武龙资产很多,也是其长期不关注“郑武雄”帐户的原因;6、在2007年左右,虽然证券市场行情很好,但郑武龙听信多位专家观点,相信会继续上涨,所以没有抛售“郑武雄”帐户内股票的意愿,也没有查询。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两审庭审及调查笔录中双方当事人陈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的注册登记信息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是证券托管合同纠纷。本案中,郑武龙主张爱建证券深南营业部未尽到合同义务,导致其帐户内的资金和股票被他人盗卖和盗取,要求爱建证券深南营业部和爱建证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对有客户在爱建证券深南营业部开立户名为“郑武雄”的股票和资金账户、存入资金、转入股票、交易股票、取走全部资金并销户的事实没有争议。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一是郑武龙是否是“郑武雄”账户内资产的真正权利人;二是如果郑武龙是真正权利人,郑武龙的请求权是否成立、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

裁判分析过程

本院认为,本案中,“郑武雄”账户的开户资料虽然与上诉人郑武龙个人存在姓名上的差异,但广东省普宁市公安局南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称,该所辖区原村民郑武龙与郑武雄属同一人。在公民身份资料的查明问题上,公安机关是有权机关,对于该《证明》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故可以认定“郑武雄”账户开户申请人的身份与上诉人郑武龙的身份相符。虽然两者身份相符,但基于本案中存在下述多处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悖的情况,故郑武龙仍负有证明其是“郑武雄”账户下资产真正权利人的举证责任。爱建证券深南营业部不能提供“郑武雄”账户取款时取款人受托取款的委托书,未能证明其在行为人取款、销户时履行了审核客户身份的义务,仅凭借密码即办理了取款和销户手续,存在过错,但爱建证券深南营业部在本案中的过错并不当然可以免除郑武龙一方主张其为该账户真正权利人的举证责任。对于本案存在的主要疑点和矛盾,本院归纳如下:

第一,“郑武雄”账户开立于1996年7月,正处于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基于历史原因,当时证券投资人借用他人身份在证券公司开立账户、证券和资金账户名义所有人和账户下资产的实际所有人不一致的情况普遍存在;第二,在“郑武雄”账户开立的1996年,郑武龙时年21岁,其代理人仅陈述其为“生意人”,资产很多、但又不说明其当时具体从业情况和财产的来源;第三,“郑武雄”账户开立之后即有三支股票转入,后于1999年3月又存入保证金。向自己账户内存入保证金,却不查验账户内股票的情况,于常理不符;第四,郑武雄”账户于1999年3月15日分两笔各50万元共存入100万元保证金,并于当日即行转出。100万元保证金的存入和之前三支股票的转入,均非郑武龙本人亲自操作。受托人与郑武龙系何种关系,郑武龙才可以委托其完成如此大额的操作,且郑武龙在委托他人开户、转入股票和存入保证金后,也不进行查验;第五,郑武龙在诉讼中陈述其开立账户后的十几年间,从未对账户进行过交易,甚至没有进行过查询。在这十几年间,我国证券股票市场发生过多次大幅度的“过山车”式的震荡上扬和下挫,作为“生意人”的郑武龙,在开户并存入大额保证金的情况下从不查询自己账户下资产的情况,与其开立证券账户、投资证券市场的目的不符;第六,“郑武雄”账户还下挂有户名为“余某良”的股票帐户,该股票账户多次在“郑武雄”账户下进行交易,是否与“郑武雄”账户内的股票和资金等资产发生了混同。况且,“余某良”股票账户于1996年5月30日开户,根据当时所留身份证显示的信息计算,开户时申请人已经77岁;最后,为查明上述事实,本院在二审中书面通知郑武龙本人亲自参加法庭调查,以了解“郑武雄”账户内资产的来源,并给予郑武龙合理的准备期间,但截至本院作出裁判之日,其本人也没有来院协助本院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综合郑武龙在本案中的主张和举证情况,本院认为,首先,“郑武雄”账户开户时,证券和资金账户名义所有人和实际所有人不一致的情况普遍存在,且“郑武雄”账户还存在其他大量疑点的情况下,郑武龙在诉讼中没有提供“郑武雄”账户存入的保证金和股票的来源证明,亦不能举证证明上述资产的初始流转情况;其次,既然郑武龙是“生意人”,其更应该较常人更加注重其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但其以投资为目的开立证券账户长期不进行任何交易、甚至长期不进行查询,该行为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郑武龙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再次,在两审法院均要求其本人来院参加调查并给予充分准备时间、并告知其不利后果的情况下,郑武龙不亲自参加法庭调查,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认为,郑武龙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解释本案中存在的各种疑点和矛盾,也不足以证明其为“郑武雄”账户资产所有人。本院对于郑武龙的诉讼主张不予采信,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郑武龙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审判决事实认定基本清楚,程序合法,裁判结果适当。原审法院在未查明资产权属、郑武龙是否享有请求权的情况下即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系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对其裁判结果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六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696元,由郑武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文尾

审 判 长  秦 拓  

审 判 员  陈 国 华

代理审判员  张   盈

二〇一四年十月八日

书 记 员  罗娜(兼)

附件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四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十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