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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元与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版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结案日期:2017年5月26日 案由:出版合同纠纷 当事人:周子元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案号:(2016)京0108民初21710号 经办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当事人信息

原告:周子元,男,汉族,1939年2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紘,男,北京捷安思丽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告: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楼。

法定代表人:涂金灿,男,总经理,住北京市海淀区。

诉讼记录

原告周子元诉被告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弄潮公司)出版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子元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紘,被告时代弄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涂金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周子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双倍返还定金共计5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多收的书号等费用2.45万元;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珍贵的历史资料1000余份;4、请求判令被告补充制作《记忆》一书400册;5、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4年9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出版协议书》,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将《记忆》书稿编辑出版成为出版物,共计出版1000册,并且申请国家出版社书号;出版时间为90个工作日,总的费用47000元(为出版前预算,出版过程中如有内容、页码、印数等增减则费用按定稿样书具体结算),其中包括国内出版社书号费13000元和编辑费3500元,预付定金25000元。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25000元定金以及校正完样书、出版印刷前的剩余费用22000元。即便如此,被告仍迟迟未能按协议的约定为原告完成申请国家出版社书号并编辑出版成出版物。2014年12月5日,被告在协议约定出版期限将至,原告不断催促的情况下,先制作了100册没有书号的出版物,于2014年12月24日交给了原告。之后,被告又谎称国家出版社书号下来了,要求原告于2015年4月22日另行支付10000元书号费。后于2015年6月15日,被告仅取得了香港地区的书号(被告称香港地区书号费为2000元),并用该书号仅制作了500册交付给原告。由于香港地区的书号不被内地承认,导致该书无法销售。另外,于2014年9月11日,被告还花言巧语将原告保存近50年的珍贵文革资料1000余份骗走,当时是被告带领三人开车来家搬运的,尽管原告多次追索,至今未还。原告认为,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出版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因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时代弄潮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出书费用总计七万余元,我有预算明细。我方依法履行了合同义务,我方不是出版社,我方是文化公司,只能代办申请书号,不是一定能够办理下来。没有办理下来的情况下,原告自己同意不使用书号的情况下,以我公司的名义出书100册,单独印刷这100册是120元一册,如果作者不同意,我方是不可能印刷的。一百册印刷出来后,原告认为没有书号不适合赠送,协商使用我公司香港注册的“时代出版社”名义印刷,是作者同意的,印数调整为500册。费用因增加页数和彩页,费用增加了。黑白页增加62页;彩页增加12页。另外封面封底增加有折口,费用有增加。出版协议第四条明确有,费用按照内容、页码、印数等增减具体结算。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周子元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

证据1、出版协议书两份。其中一份协议书显示为2014年9月10日签订,甲方为时代弄潮公司,乙方为周子元。主要内容为:“一、乙方委托甲方负责将《记忆》书稿编辑出版成为出版物;现提供文字稿件/张,图片59张;提供电子稿”、“二、甲方负责书籍的编辑设计和出版工作,共计出版1000册;出版时间为90工作日。书籍开本23*16cm;黑白内页预计450页,实际页码以定稿样书为准;内文用纸胶版纸;彩色插页预计16页,实际插页以定稿样书为准;封面用纸铜版纸,彩色印刷;装订形式无线胶装”、“三、甲方负责书稿内容的录入、编审、排版与校对,封面设计、版面设计与插页设计在听取乙方意见的基础上由甲方完成;印刷出版前甲方负责制作样书交乙方终审,甲方按乙方终审稿印刷,终审稿未改错误由乙方负责”、“四、本书稿录入、校对、编审、设计、排版、打样、制版、印刷、装订等费用合计大写人民币肆万柒仟元,小写47000元。在签约时乙方预付定金大写贰万伍仟元,小写25000元;余款乙方校正完样书印刷前付清。以上费用为出版前预算,出版过程中如有内容、页码、印数等增减则费用按定稿样书具体结算”、“五、其他约定事项:申请国家出版社书号”;另一份显示在同版本协议书下方增加部分手写文字内容:“决定用‘时代文献出版社’书号出版,定价86元,印500册”下方显示有“周子元”、“涂金灿”签字,日期显示为2015年5月12日。

证据2、定制型个人出书、家族出书步骤与价格说明。该材料顶部显示有时代弄潮公司名称,主要记载为出书的工作内容及费用说明,纸张上除打印字体外,显示有部分手写勾画内容,落款未显示有签字或盖章。

证据3、便笺。便笺抬头显示“航天工业部第五研究所便笺”,下方为手写内容:“周子元先生著作:记忆,一、印刷要求:1.B5开本(23cm*16cm);2.每页800字,全书黑白页约450页;3.照片彩页,16页(前面3页);4.国内出版社:书号费1.3万,编辑3500元。二、本机构编校、设计、排版、打样4570元;三、装帧:普装每本3元,精装13元/本;四、单本印刷费:24元;五、合计45070。前期4570+印刷24000+出版社16500。六、精装另加13000元。”原告称,便笺书写时间为签订协议之前书写,属于前期报价性质的内容,其同意后才签订的出版协议书。

证据4、收据三张。其中,2014年9月10日收据显示金额为2.5万元,款项为“《记忆》一书定金”;2014年11月4日收据显示金额为2.2万元,款项为“全款”;2015年4月22日收据显示金额为1万元,款项为“补书号费、编辑费”。收据三张总计金额5.7万元。

证据5、书籍《记忆》。书籍以时代弄潮公司名义印制100册(无书号);以时代文献出版社(香港)名义印制500册。

证据6、冯秀英书面证言。证言主要内容为,冯秀英自称时代弄潮公司业务员,参与书籍《记忆》的部分工作,签订合同时收取首付款(定金)2.5万元,2014年12月24日被告在没有拿到国家出版社书号情况下,将100本被告公司印刷书籍送至原告家中,此后其工作交接给他人,不清楚以后的事情。

时代弄潮公司对原告周子元提交的上述证据1至证据5的真实性均予认可,对证据6冯秀英书面证言持有异议。时代弄潮公司主张证据1两份出版协议实际是不同阶段的一份协议,补充的关于书号的内容有双方签字确认。关于便笺,是最初口述时书写的非正规内容,是前期咨询时候写的,是前期的一个计划,时间在第一次签订合同前,最终费用根据后期协议实际履行情况来确定。关于收据,2014年9月10日的2.5万元属于合同定金,2014年11月4日的2.2万元,是原告要过年需赠送亲友先印100本的印制费用,2015年4月22日1万元是500册的增加费用,书籍内容增加60多页,彩页也有增加。

时代弄潮公司为证明出书费用,提交一份出书情况说明,并称只收取了2000元的“时代文献出版社”书号费用,其他费用均折算入出书的费用里,应收总款为71582元,减去原告已付款项,应补款14582元。周子元对该情况说明不予认可。

周子元主张,被告违反合同,没有按照合同履行出书责任,应该依法双倍返还定金。时代弄潮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依法履行了合同义务。

周子元主张被告使用香港书号,费用2000元,收取书号费23000元和编辑费3500元,应返还书号费和编辑费24500元。时代弄潮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只收取了2000元的“时代文献出版社”书号费用,其他费用均折算入出书的费用中。

周子元主张按照合同要求,被告应制作1000册图书,扣除已经制作的600册,仍应履行补充制作剩余400册图书的合同义务。时代弄潮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2015年5月12日双方已经补充约定,变更为印制500册,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义务,不同意继续出版。

周子元主张,被告以为原告办展览、聘为顾问为由搬走大量珍贵历史资料,要求被告返还。时代弄潮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公司收取的手稿等书籍资料已经返还,编辑、业务人员参考的历史报刊等都已经返还。

上述事实,有出版协议书、收据等等证据材料及本案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裁判分析过程

本院认为:周子元与时代弄潮公司签订的涉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

时代弄潮公司为证明出书费用,提交一份出书情况说明,该说明仅为当事人单方陈述内容,缺乏相关财务票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原被告在2014年9月10日签订的出版协议书中,关于被告为原告出版的图书数量,明确约定为1000册。后续2015年5月12日补充约定:“决定用‘时代文献出版社’书号出版,定价86元,印500册”,从该条款的约定内容来看,系双方就香港书号印制图书的补充约定,并不足以明确表达出双方就图书出版总量进行变更的意思表示。结合此前印制的100册图书,仍存在印制差额。现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继续印制涉案书籍,有悖双方合同约定,存在违约行为。考虑到图书印制程序较为繁复,被告为涉案图书的印制方,在其明确表示不同意印制的情况下,继续履行合同内容存在主客观障碍,不具备履行条件,本院不宜径行责令被告继续印制400册涉案书籍,但被告应就此承担返还部分图书出版费用的责任,具体的金额本院结合合同总价款和原被告履行合同的情况予以酌定。关于原告以多收取的书号费、编辑费名义提出的返还要求,考虑双方就该费用项目明细并无详细约定,原告该项请求,缺乏证据佐证,难以核定,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定金一项,原告主张定金的依据主要为2014年9月10日2.5万元收据记载的“《记忆》一书定金”内容,但综合考虑双方的合同约定情况,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定金条款,且结合书面证言中证人关于“首付款(定金)2.5万元”的描述,在原告未提交其他佐证的情况,本院认为收据中记载的“定金”为合同首付款项,并非合同法意义上的“定金”概念,故原告要求被告双倍返还定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周子元主张,被告以为原告办展览、聘为顾问为由搬走大量历史资料,要求被告返还。其一,关于周子元主张的历史资料,其目前并无充分证据证明相应名目、数量;其二,周子元主张的个人资料被搬走的事由,为“办展览”、“聘为顾问”,并非涉案出版合同约定内容,不属于出版合同调整范畴,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若证据充足,周子元可另案诉讼主张原物返还。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周子元返还出版费用20000元;

二、驳回原告周子元的其他诉讼请求。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63元,由原告周子元负担831元(已交纳),被告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83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不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文尾

审 判 长  张江洲

人民陪审员  张金海

人民陪审员  梁铭全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薛 瑾

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